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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的民俗文化

魏晋南北朝时期,在中国社会频繁地出现民族迁徙、人群流动的大背景下,甘肃民间生活习俗广受影响,形成许多新的特点。它承前启后,意义重大,是甘肃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亮点,下面从衣、食、住、行几方面,简介甘肃当时的民间习俗。

衣 饰

魏晋南北朝时期,甘肃各割据政权都模仿中原王朝的体制,制定有天子、后妃、百官臣民的礼服制度,日常服装则不受此限。由于人口流动,尤其是大量中原内陆世家大族迁到河陇,北方匈奴、鲜卑等族也蜂拥而来,深刻影响这里的生活方式。就日常服饰而言,当时社会上层、仕宦富室既流行袍、衫等宽大衣饰,有所谓褒衣博带之称;也有已经流行数百年的裤褶(xí,上衣)。社会下层、低级官员和兵士,则主要以裤褶、裲裆(背心)为衣饰。穿袍、衫坐着雅致舒适,但不便于行走和骑射。因此,广泛流行的还是裤褶,它包括衣、裤、冠、靴等。

裤褶原是胡服,春秋战国时期逐渐传到华族内陆。战国中期赵武灵王为了加强军队的战斗力,曾大张旗鼓地学习和推广“胡服骑射”,促进了胡服向内陆传播的速度。到魏晋南北朝,南北方包括甘肃各割据政权的国君、百官、士庶,不分民族、男女、社会地位,都喜欢穿裤褶。北魏初,甚至以裤褶为常服和朝服,“后虽复古衣冠,而此服不废”(王国维《观堂集林》)。裤褶用料宽泛,锦绣、布缣、毛皮均可制作。《晋书·舆服志》记载:“裤褶服饰,近世天子参加军事活动,或朝廷内外实行警戒时穿。衣服没有固定的颜色。帽子为黑色,有紫色帛制的标带。标带长四寸,宽一寸。穿时腰系络带,用以代替佩玉的皮带。朝官用紫标,地方官用红标。裤多为白色。褶有大小两种。大者长至膝盖,小者长不至膝。”络带是“具带”的胡名,具带,是裤褶服的带子。配穿裤褶的鞋是靴。裤褶需要缚裤,就是用布条将裤筒从膝盖下绑住。北方天冷,有的人还在裤褶上加一件套衣即披风。将士着盔甲,罩上披风,显得气宇轩昂,威风凛凛。

这一时期甘肃与中原内陆一样,也流行裲裆服,它只蔽胸背,就像今时的背心。有裲裆衫和裲裆铠之分。前者是一般服饰,用布帛制作,多有夹里或纳绵;后者是军装,一般用金属或皮革制成,套穿在袍服上。

冠饰有幅巾(不戴冠帽,只束一块帛巾)、纶巾(又名诸葛巾)、笼冠等。女子服饰主要有袍、杂裾垂服、衫裙。袍服是传统的服饰,有绵、夹之分。杂裾长裙曳地,大袖翩翩,饰带飘扬,服者显得雅致灵动。衫裙是这一时期女子的常服,长衫合体紧身,袖子夸张宽大;裙多折裥(jiǎn,衣褶),舒展拖地,整体上俭下丰,配上各种饰件,使人顿增潇洒俊美的风度。

女子发髻多样,有十字髻(将头发梳成十字形发髻,盘于头顶,余发下垂)、盘桓髻(将头发盘成髻)、环髻(将头发梳成单环或双环,置于脑后,又叫飞天髻)、缓鬓倾髻(一种假髻)、丫髻等,髻上插花钿、簪、珥、珰、步摇等金、银、玉饰,走起路来婀娜多姿,容光照人,更加妩媚。

这一时期甘肃等西北民族地区,还流行一种叫做幂篱的女式胡帽,它衣帽相掩,障蔽全身,不欲路人窥面。女子的鞋多穿履、靴等。

饮 食

魏晋南北朝时期,北方大量少数部族迁入甘肃,将这里不少农田变成牧场,影响之下,人们的饮食习俗出现两个明显的变化:一是牛羊肉相对增加,猪肉比例下降;二是受迁入少数民族“惜犬”习俗的感染,人们食犬渐少。

粮食、蔬菜品种与前代相比没有大的变化,仍是汉地人的主要经济和衣食来源。烹饪方法,这一时期出现了面粉发酵技术。北魏贾思勰介绍发面技术说:“面一石,白米七八升作粥,以白酒六七升酵中,著火上,酒鱼眼沸,绞去滓,以和面,面起可作”(《齐民要术》卷9)。把北魏时期的容量数换算成今天的市斤,上段话的意思就是,用五十多斤面粉,五六斤白米做粥,再用四五斤白酒(甜米酒)做酵母,将酒架火上烧至发出鱼眼样的小泡后,滤去酒渣,加入面粥中发酵,等面发起后就可以做饼了。这是一项历史性的烹饪技术。从发面的数量看,一次发这样多面的家庭,至少有三五十口人,显然是当时世家大族的人口规模。世族如此,普通民众也应很快就学习掌握了发面技术。

这一时期的面食品种,除白饼及前代从西域传入的胡饼外,见于《齐民要术》的还有烧饼、髓饼、鸡鸭饼、细环饼(又名寒具)、截饼(又名蝎子)、粉饼、豚肉饼(又名拨饼)等。文中说的饼,包括我们今天的大饼、包子、面条等,饼是这几种面食的统名。食肉饮酪是少数民族的传统饮食习惯。晋人张华说,东南人喜欢吃水生食物,西北人喜欢吃陆地上出产的肉类。吃水产者以龟、蚌、螺、蛤为珍品,不厌这些食物的腥气;食陆畜者,以狸、兔、鼠、雀为珍味,感觉不到其膻臊(《博物志》卷1)。文中说的西北之人,当主要是少数民族。汉族也食六畜,但不大食狸、鼠、雀等。甘肃少数民族与汉族交流频繁,影响之下,少数民族兼营农业的越来越多。像氐族,就干脆农业化了。匈奴、羌、鲜卑等族,务农面食者也越来越多。

传统民族菜肴的做法,典型和传播久远者有羌煮(涮羊肉)、貊炙(烤肉)。胡羮、胡饭也是汉族的爱好。晋人干宝《搜神记》卷7中认为貊盘是古代北方少数部族貊族的一种盘子。羌煮、貊炙是北方少数民族的食法。自前凉张玄靓太始(公元355年—363年)以后,中原内陆的官民也喜欢吃这种肉菜,贵人富室都藏有貊盘,家族吉庆,招待宾客,必先端上用貊盘盛的食物。

《晋书·张轨传附张天锡传》的一段记载,较为明显地反映了南北朝时期甘肃饮食文化受胡人习俗影响的情况。前凉主张天锡兵败后投降东晋,东晋朝士以其国破身虏,多加诋毁。会稽王道子曾问张天锡:“你们河西的特产是什么?”张天锡应声答道:“桑葚甜甘,鸱鸮革响,乳酪养性,人无妒心。”他机智、准确地将桑葚、乳酪作为甘肃河西地区的特色饮食,与淳朴善良的人心并列,连鸱鸮也能改变声调,悦耳地鸣唱,暗示他对家乡甘肃风俗的赞美,不愧为千古传诵的名对。

甘肃这一时期烹饪技术的提高,还表现在千姿百态的新食品、新花样、新食谱的涌现。对此,元人陶宗仪《说郛》有较多的记载。举例说,时人对“炮”法的改进就很有特点。“炮”是北方少数民族包括甘肃地区的羌胡比较盛行的烹饪方法。它原本很简单:用泥裹住带毛的畜禽,放入火中烤熟。这样既容易将毛羽剥掉,又能保证肉质鲜嫩,味道纯正,是一种比较原始、精明的烤肉法。贾思勰在《齐民要术》中记载了另一种经过厨师改进的“胡炮肉法”。它是选用周岁的白羊,杀后将其瘦肉和肥肉都切成细叶样肉条,加入豆豉、盐、葱白、姜、椒、荜拨、胡椒等使入味。再将羊肚洗净,里朝外翻过来,将腌好的羊肉装入其中,装满为止,然后缝合。同时,在地上挖一土坑,加入柴火,将缝好的羊肚放坑里灰火上,用灰火掩盖,在上面继续添加柴火,烧到煮一锅米的时间即熟。这样做的羊肉香美异常,非一般烤羊肉可比。这种做法虽叫“胡炮”,但从选用香料品种之多、做法之细以及香料的产地来看,已不是单纯的少数民族食法,它一定是融会了汉胡技艺的新花样,所以才被贾思勰看作“要术”记载下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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揉面图

甘肃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中有《揉面图》《进食图》。《进食图》盘子里端的好像是面饼类食品,而不像是肉类。将以上这些肉食、面食品种结合起来考虑,甘肃这一时期农牧兼营,面食、肉食并用的地方性食俗就很明显。

居住和交通

这一时期的居止文化亮点,既有前凉张骏在姑臧(今甘肃武威市凉州区)所建谦光殿那样的豪华建筑,也有各地僧道的侈丽斋堂,然而最有时代特点的还是见于酒泉、嘉峪关魏晋南北朝墓壁画上,世族庄园的坞壁堡垒式宅居文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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坞壁图

为了躲避战乱,当时甘肃和中原内陆一样,到处都建有私人地主的坞壁堡垒。酒泉、嘉峪关魏晋南北朝墓壁画中,有数幅形式各异的坞壁画。所绘坞壁四周有宽厚耸立的围墙,围墙院的中央有一座高高的瞭望楼,墙外有树丛、田地和场圃。围墙上又有矮墙,有角楼,门下有手执木棍的看门人把守。据史书记载,像这样的豪强世族之家,都有大量的“部曲”即家兵,他们既护耕地,也有护家的任务。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中,兵营垒垒,门卫森严的屯营图,兜鍪裤褶、荷矛持盾、排列而前的出行图, 都是私家武装——部曲的写照。这些兵士完全听命于庄园主,保护主人的奢侈生活和财产,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社会现象。

当时一般的院落,有四合或三合院。它们有的是独院,有的是数进式多个套院。下层民众则仍住窝棚、草屋或窑洞。看来各种风俗的形成和流行,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。这一时期的室内用具——胡床的使用很时髦也很普遍,它是由胡人开创的。史载晋武帝泰始(公元265年—274年)之后,中原“相尚用胡床”“贵人,富室,必畜其器”。坐胡床与坐簟(diàn,竹席)相比,人的坐姿由“跪坐”转变成高坐,因而更加稳当舒适,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与进步。

交通方面,由于分裂战乱,没有建立起像秦汉那样的道路网,但各政权管辖范围内的道路一般通畅无阻。连接内陆和西域的“丝绸之路”,这一时期又有新的发展。史载:“其出西域,本有二道,后更为四:出自玉门,度流沙,西行二千里至鄯善,为一道;自玉门度流沙,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,为一道;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(今帕米尔高原),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(在今阿富汗),为一道;自莎车西南五百里,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(今克什米尔),为一道焉。”(《北史·西域传》)。各政权还沿用秦汉时期的驿传制度,设驿站,为来往官员、使者提供驿马和食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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驿使图(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,出自嘉峪关魏晋墓砖画)

这一时期,自天子以至百官士庶,除乘车外还普遍骑马。西晋时北方出现上马时所踩的单马镫,南北朝后期又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双马镫。马镫的使用能减轻人们骑马的体力消耗,有利于控制马匹。这一时代的低级官员和百姓出行还乘驴、骡,甘肃等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多乘驼,运载货物主要用牛车。汉地民众出行,仍然是安步当车。嘉峪关魏晋墓五号墓的《驿使图》,画面中一个邮驿使骑在马上,头戴进贤冠,身穿右襟宽袖衣,足蹬长靴,左手举木牍文书,右手持马缰,驿骑四蹄腾空,飞奔直前。这幅画再现了当时甘肃地区驿使驰送文书的情景,也是我国古代邮驿使较早的形象资料。

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李清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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